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安徽境内先后建立了豫皖苏、淮北、淮南和皖江抗日根据地。在烽火连天中，面对严峻的货币流通形势，新四军及华中局决定，在根据地内创建自己的银行，印制钞票，发行货币，以此来对抗日伪货币的侵害，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2月，新四军领导的淮南银行在盱眙县境内的葛家港（今属安徽省天长市）正式成立。
淮南银行成立后，首先就是要印制发行自己的货币。虽然在成立的同时，淮南银行就在驻地附近筹建了印制课（科），但当时地处在敌人大本营“势力范围”，条件极其简陋，想要印制钞票更是险阻重重。
据淮南银行首任行长龚意农后来回忆，为了解决印钞这一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他和一班人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没有印钞机，就通过上海地下党弄来一架圆盘机，还请来了几位印刷技工。没有印钞纸，就从大别山请来几位造纸的老师傅，用麻、破布、桑树皮作原料造土纸，好不容易把土纸造出来了，但纸面非常粗糙，印出来的钞票不清楚，无法使用。最后用从上海搞来的道林纸，花了两个月时间，第一批钞票才问世。
龚意农，1900 年出生于合肥名门龚家，1925 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财经系。中国大学成立于1913年，原名“国民大学”，是孙中山先生等人为了培养革命人才，仿照当时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而创办的高等学校。李大钊、李达、吴承仕、杨秀峰等先生都曾在此担任过教授。
龚意农1939年3月参加革命，担任新四军的财政管理干部。由于龚意农科班出身、对财政工作十分精通，当时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被全权委任给他。1942年2月，他受组织任命，创办了淮南银行，并担任首任行长；在淮南地区发行“淮南币”，在敌后进行商业、外贸、财政、金融等工作，为组织培养了一批金融干部。
经过几次扩建后，到1945年10月淮南印钞厂停止生产时，先后共印制发行“淮南币”六种面额、24种版别的纸币，总发行货币量为3882多万元。六种面额分别为1角、5角、1元、5元、10元、100元。纸币的式样一般是正面上方刊写“淮南银行”四字，中间为主图案，图案的两侧和币面的四角均印有其币值，左右分别为“总经理和副经理”的钤印各一方。纸币的背面用中、英文刊写行名、面值和印花饰。为防止日伪破坏根据地金融，伪造假币混入市场，“淮南币”还有自己的“防伪”标志。淮南银行发行的“淮南币”，主要流通于淮南抗日根据地一带，包括安徽的来安、天长、嘉山、盱眙、定远、和县、含山、合肥、巢县和江苏的江浦、六合、仪征、扬州、高邮等地。
作为淮南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淮南银行的建立及“淮南币”的发行，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证新四军江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特别是为了从实质上让“淮南币”成为本位币，提高其信誉和地位，淮南银行采取“以伪制伪”的对策，使伪币信用日益降低，并很快在根据地境内绝迹。最终，“淮南币”不仅成为根据地内的本位货币，还得到老百姓的普遍认可，当时就流传这样的顺口溜：“要吃饭拉稻米糙子，要用钱使淮南票子。”
在当时安徽中南部的皖江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还创办了大江银行。
据史料记载，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皖江抗日根据地内的城乡市场仍以流通法币为主，敌占区城镇还流通少量日本军用票和台湾银行票。由于战争的阻隔，法币的来源缺乏，特别是作为军工生产原料辅币铜圆异常的缺乏，不少农村地区出现物物交易的现象。汪伪币和法币因滥发无度，币值急剧下降，根据地人民深受其害，货币斗争日益尖锐。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情形极为复杂，建立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势在必行。1941年春，大江银行成立于安徽省无为县境内。大江银行刚成立时主要任务也是发行大江币，收兑伪币和法币。1943年反“扫荡”胜利后，根据地扩大并得到了巩固，大江银行的主要任务也变成了发行货币、管理货币和开展货币斗争。
大江币先是采用木刻版印刷，由《大江报》美术工作者吴耘具体设计并执刀刻制版面，印钞纸为根据地自制的土纸。后为提高印钞工艺，大江银行通过上海地下党从上海购买了开胶印机、落面机等。1944年5月中旬，这些从上海购买的制币机器和65名印钞工人在无为县姚家沟村，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印完了30令轻磅道林纸，印出了5元、1元、5角、2角、1角等面值的大江币共100万元之多。
说到大江币，最让人们称奇的还是它的“防伪”技术。从一些收藏的大江币和一些史料上来看，大江币印制的版本上会有诸如“和含地区”等的特殊标识，这就是它的“防伪”技术之一。据史料记载，大江币在1943年夏刚发行时规定1元折合法币30元，到年底就提高到了50元。在当时复杂的货币斗争中，皖江抗日根据地政府始终保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也得益于大江币在发行之初遵守“三防一基金”的原则。
所谓“一防”，是指防止滥发钞票和粗制滥印；“二防”指防止与旧法币和伪币混杂流通。根据地内必须统一使用大江币，统一市场流通，保障交易顺利进行；“三防”是指防止敌、伪造假币填充市场。根据地政府为了保障大江币的安全，在印制中采用了防伪技术，即实行“定点发行、定点流通”，采用在大江币上加盖地区名称铅字的做法。比如和含地区发行的货币就加印“和含”二字，在皖南地区流通的就加印“皖南”。而“一基金”是指货币的发行基础要以物资储备作为基金。这里的物资主要是以政府的公粮和食盐为主，这些措施均提高了大江币的信誉，使大江币牢固地占领了根据地市场，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壮大提供坚实的基础。
除了这些金融机构之外 ，在当时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还创办了淮北地方银号。淮北地方银号于1941年底筹备，1942年6月正式组建成立，隶属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领导。
“地方银号”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由彭雪枫、邓子恢、刘子久、刘瑞龙等9人组成。时任豫皖苏省委委员刘瑞龙任董事长。总银号设在豫皖苏边区行署所在地泗东县半城镇（现江苏泗洪县境内）。
淮北地方银号的业务经营范围包括代理金库、发行货币、储蓄、汇兑和外币、硬币的兑换等，并在特定情况下收购部分粮食、棉花和土纱、土布，还附设供应社（站）经营日用品代销业务。但其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之一还是贷款，主要有农业贷款、工商业贷款、合作社贷款、其他专项贷款等。各项贷款目的都是为繁荣市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需求。
据史料记载，1943年12月，淮北地方银号召开各县分号和各区办事处主任、副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了半年来的贷款、购粮、稳定币值、各级组织机构及今后的工作任务，并决定了当时急需要办的小本工商贷款、麦种贷款、水灾区灾民救济生产贷款等金额，从而有力地支援了边区的生产建设。同年12月26日，淮北地方银号为鼓励手工业生产，又拨出40万元纺织贷款，借给纺土纱、织土布的人民作资金，支援边区人民解决穿衣问题。
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红色金融机构从建立初期起就具有听党指挥、服务革命的鲜明特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色金融机构沿着正确的道路与方向发挥着金融的职能与作用。这批孕育于江淮腹地的红色银行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开展服务，不仅服务农业，解决根据地农民温饱问题，更同步服务手工业、商业贸易，为革命战争所需的大量军用物资供应和民用物资供给提供了有效保障。
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2周年，在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探寻江淮大地上的红色金融履痕，梳理红色金融机构在炮火连天、经济封锁的艰难困苦中不断发展的往事，体悟其组织形式、业务办理及作用发挥的经验，对当前金融事业创新发展，赓续“红色血脉”有着重要的启示。
